五月
自从曹丕逝世后，失宠的孟达重新被诸葛亮拉拢，图谋叛韩。
可是孟达一直拖着，没有动作，诸葛亮恐他言行反复无常，想促他速叛。
得知韩兴太守申仪和他有矛盾，便派人到申仪处诈降，有意泄露孟达投汉其事。
孟达闻此泄露，果然准备马上起兵。
然申仪将此事密告司马懿后，司马懿害怕孟达突然发难，便亲自给他去信，详为慰解：
“今先帝新逝，朝中混乱，故而冷落了将军，我听闻将军有意投汉，此不是天方夜谭吗？
于是当场责罚了诬陷之人，他人不知将军，我还不知吗？将军乃忠贞之士，先帝在时，常与我诉说将军之才能，以古之俊杰比之。
先帝待将军如此之厚，将军又岂会背弃大韩。
况将军此前背汉，诸葛亮恨不得饮将军之血，啖将军之肉，又如何会接受将军呢？难道不害怕将军再次反复吗？
因此我连夜写了这封信，是想要安将军之心，以防小人从中作祟，损害大韩之利。”
孟达得信大喜，于是又犹豫不决起来。
而此时司马懿正在宛城平定因为曹丕之死造成的叛乱。
写完信后，下令诸军继续进军，然后自己仅带着数名骑兵，连夜从宛城赶到襄阳军中，亲自率军日夜兼程前去讨伐孟达，八天便抵达新城城下。
五月二十日
汉、吴两国的援军都派出援兵解救孟达，被司马懿派部将拦阻于西城的安桥、木兰塞等地。
也正是有吴国的劝降信在手，这才让孟达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期待各方开出更高的价钱。
此前，诸葛亮就有书信告诫孟达，司马懿狡诈，让他加紧防范，以免被司马懿突袭。
可孟达认为至今如今被三国相争，如今重要之人，司马懿不会轻易动手，又去信说：
“宛城和洛阳相距九百里，距离襄阳也有一百里，离我处也有一千二百里，上表给天子，来回路程，少需一个月，那时我的城池早已修固，诸军都作好了准备。
况且我驻扎的地形深险，司马懿此时在宛城平定叛乱，必不会亲自来，至于其他部将前来，则不足为患。”
没想到司马懿凭借辅政之权，先斩后奏，仅八日就兵临城下，这时孟达悔不当初，又写信给距离自己最近的诸葛亮，惊叹：
“我想要举事，而司马懿八日就兵临城下，何其神速也！还请先生速救。”
上庸城三面环水，孟达在城外树立木栅，加固城防，使得原本就难攻的上庸，更加坚固。
直到兵贵神速，到达上庸的当日，司马懿就挥师渡河，摧毁了上庸城外的木栅，直逼城下。
修整两日，司马懿将麾下三万人分成八队，从八个方向，昼夜不停的急攻。
六月十九日
仅仅十六日，城中压力剧增，军心不振，孟达外甥邓贤、部将李辅打开城门投降，韩军入城，擒斩孟达。
六月二十三日
得到上庸城破的消息，正在安桥作战的汉军与木兰塞的吴军，见军略失败，引军撤退。
七月
孟达首级被传首京师，作为最大的反叛军，落得如此下场，各地的叛乱被迅速遏制。
此战，司马懿俘虏万余人，威望大增。
司马懿回军，仍驻襄阳，奖劝农桑，禁止浪费，使得南方吏民心悦诚服。
曹叡授予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益荆都督的身份，加给事中、录尚书事。
回到洛阳，曹叡向司马懿询问，如今大韩四面受敌，到底是伐赵还是伐吴？
司马懿回答道：
“吴国认为我们北兵不习惯水战，所以才敢散居东关。只要攻打敌军，一定要扼住敌军的咽喉而撞击他们的心脏，而夏口、东关就是吴军的心喉。
如果在陆上以军攻打皖城，引孙权的兵马东下，派水师攻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一定能大破吴军。”
曹叡对他的看法深以为然，再次命司马懿屯兵襄阳备战。
然而大司马曹休不依计划，以大军直攻吴国，最终导致惨败，威望尽失。
曹丕立下的四个辅政大臣，刘晔文臣，没有掌握兵权，曹真才遭遇大败，如今曹休也损兵折将，曹韩能够依赖的，似乎只有司马懿。
再加上司马懿被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军政两把抓，就连曹叡也不能肆意妄为。
与赵汉的丞相制度不同，曹韩没有设立丞相，而是以尚书台作为下发诏令的部门，九卿、诸曹都要受其限制。
曹丕登基后，见尚书台权利过于大，便又设立中书台，分尚书台之权，使得尚书台只有颁发诏书，执行命令的权利。
中书台则是负责草拟诏书，审核诏书，负责长官为中书令。
而司马懿身兼给事中，有与曹叡商定战略的权利，又录尚书事，就是说决定执行，都可以一人而决之，自己加盖印章，自己执行，不必通过他人审核。
再加上抚军大将军的军职，掌握着驻扎荆州的数万军队的军权，使得司马懿的权势一日更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