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
司马炎下令编撰的符合晋朝的《晋律》正式完成，又被世人称之为《太康律》。
《太康律》是司马昭担任丞相后，为了突显自己的文治，下令时任司徒贾充主持编撰。
其参考了两汉的《汉律》、《新汉律》以及由前朝白浚、法正、李严等人编撰的《宣武律》为蓝本。
历时二十余年，先后有贾充、羊祜、杜预等当朝名臣参与，又有张斐、白辅等汇集、成册，最终在今年，上交司马炎，经过其盖章，成为晋朝施法的标准。
因此，此律也可称为《张白律》。
《太康律》继承了《宣武律》以儒家为标准的特性，强调“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将刑法的权限，下放到了宗族之中，默认了宗族对宗族内族人的私刑。
但也比前代律法有所放宽，它取消了“枭、斩、族诛、从坐”等残酷的法令，强调给犯人以痛快。
《太康律》共二十多篇，内有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与诸侯律。
其法条共有六百二十条，共两万七千六百五十七个字。
它还第一次提出了对女子的判处从轻从宽的用意，认为女子很大程度上没有自主权，是受到其他人影响的思想。
其中五服制罪是第一次将儒家的礼法，确定为法令，称之为“纳礼入律，律礼并重”。
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不同，以及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以五服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不仅适用于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也用于确定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但其中还是有维护世家贵族的法令，即“杂抵罪”。
其意为以夺爵、除名、免官来抵罪的总称。
它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官方颁布的，严格将“律”与“令”区分开来，界限分明的律法，提高正律的地位。
它规定，“律”是定罪量刑为主的法典，“令”则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典。
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暂时性的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
《太康律》中除了“律”“令”以外，还有“故事”一说法。
“故事”就是指不能归入律、令的又经常需要用到的“品”、“式”、“章程”整理、归纳，收录入官府，作为可咨参考的事例、制度。
其中“品”是表示一种等级，如代表官阶的九品等。
其即包括家庭里的等级，如适才提及的《五服令》，又包括官场上的官吏等级，如《官品令》。
“式”则是代表文书格式，即对案件进行调查、检验、审讯等程序的文书程式，不是泛泛而指的法，而是有关某一方面的准则、标准、模式或格式。
如颁布了，但是效果不大的《户调式》。
“章程”则是一种计量标准，也可以说是与计量有关的法律。
又可将其分为“章”与“程”，“章者，程也”，将议事成章，程也可称之为品，即等级，如“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
如缴纳赋税所规定的匹、丈、寸等，称粮食所用的斛、斗、石等都是具有章程的官方规定，不可私人随意标准，违者会由官府缉拿，依据律令定罪。
也就是说“律”“令”“章程”三者的关系是递进关系，先依据章程办事，然后查询朝廷颁布的法令，最后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一切都有章可循，一切都有令可查，一切都有律可行，若三者都无法查找，则依据礼法而行。
这就是所谓的“故事”，也就是常说的“惯例”。
随着《太康律》的颁布，整个晋朝就如同用驶上了道路，底层的官吏纷纷根据朝廷律法处理民间纠纷，定罪入刑。
太康四年
整个天下好似呈现一片繁荣之景，边境无战事，中原无纷争，所有人都在围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挥洒着汗水，期望着来年的丰收。
而在洛阳的司马炎，收到了来自侍中白辅的礼物。
“臣为陛下贺，从古至今，帝王所求无非是文治武功，今陛下北却鲜卑，南平孙吴，镇抚蛮夷，四海升平，此乃古今少有之盛世。
陛下如今武功已备，然文治却少有，前朝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今朝还未闻有如此者，难道是人才凋敝，文治羸弱吗？
臣对此嗤之以鼻，实乃陛下醉心于国政，而疏忽了招揽贤才之心啊。”
司马炎感兴趣道：“不知爱卿有何办法。”
白辅让人抬上来一箱竹简，看样子有些年头了。
“臣听闻当今天下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三白（白才、白琉、白青祖孙）。
这难道不是陛下文治斐然的成果吗？
但此等之人只在于民间，诗赋或许可传后世，却与治国少益。
臣为陛下带来了史书，其犹周之《春秋》，汉之《史记》《汉书》等，其名《新汉书》，是前汉大儒蔡邕之女，蔡文昭与臣族祖白运根据蔡邕手稿所著。
其承袭《史记》，记录了从汉光武帝立鼎以来，至董卓乱政，再到前朝立鼎以前的事情，可谓是史家之又一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