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的逝世让李治打击甚大，不仅万分悲痛，还破例追加太子李弘为皇帝。
这是唐朝建国，甚至自有皇帝以来，父亲追赠儿子为皇帝的第一个先例。
上元二年五月，李治以皇太子“慈惠爱亲，死不忘君”的诏令，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
并以天子礼仪厚葬于洛阳郊区的恭陵。
同时百官服丧三十六日，亲书《睿德记》缅怀李弘，碑石树立于陵墓之旁。
同年六月，因为李弘无嗣，天子诏令武皇后次子，沛王李贤继立皇太子位。
随着年龄的上涨，李治愈发喜欢留在洛阳，于是常留太子于长安监国。
而李贤也没有辜负李治的期望。
不仅向其兄长李弘学习，治书弘文，而且处理政务明确公允，广受朝廷内外所颂扬。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仿佛天意，李贤与前太子李弘一样，在太子期间与皇后武氏关系异常紧张。
但武氏毕竟只是皇后，架不住李治欣赏。
李治曾多次表扬李贤“政务之余，能够专心精研圣人经典先王所藏书册都能研讨精华。好善正直，这才是国家的希望，深得朕之所怀。”
所以哪怕武皇后不喜李贤，但他的太子之位也愈加稳固。
就连久居海州的当世大贤白颖，都多次出入东宫，与李贤商讨促兴大唐文脉一事。
永隆二年（两年上元，两年忆圣，两年龙佑，自上元二年起历经五年。）
因为李治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因此国家大政几乎委于太子李贤，但依旧耳清目明，看出了皇后武氏的强势。
于是借着调养身体的藉口，常居洛阳，让李贤不必受到武皇后的掣肘，尽情施展。
故而如今实质上处理国家大事的地方，不在洛阳，而在长安的东宫，在监国太子李贤之手。
这些年，因为李治的放权，加上前太子李弘的努力，以及李贤的治理，大唐的文化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先是彻底的放开了科举的限制，如今不仅是大唐的百姓，哪怕是藩属国的国民，只要得到大唐的认可，便可以来京参加科考。
为了保证藩属国的科考名额不被属国贵族所控制，沦为属国插入大唐心腹的钉子。
东海大儒白颖入京，为李贤献上一篇《治学疏》。
上面不仅陈列了如何促兴大唐内部的文脉，还讲了如何攫取属国的文脉。
对于大唐境内，朝廷应该大力兴办官学，同时鼓励私学，在财政充裕的州县以官学为主，在财政不那样充裕的州县甚至可以官民共办。
而在偏远州县，则可以放开朝廷的限制，允许当地百姓自办学堂，这些地方的豪强为了出人头地，一定会大力兴办学堂，以培养乡人。
如此不仅国家基层学堂数量猛增，还可以节省部分国家财政，亦能兼顾偏远地区，一举多得。
李贤引以为重宝，甚至多次拜访白颖，想要拜他作为自己的少傅，甚至征辟他为三品大员。
但都被白颖拒绝。
“在下受英宗之托，教导三位郡王，不敢辜负，请恕在下无礼。”
看着白颖出走长安，再次回到东海的背影，李贤不止一次嫉妒琅琊王三兄弟，何以得到如此贤良的帮助。
此外，针对属国文脉，白颖献上了两条计策。
一则于长安设立万国书院，专收属国及其外国留学生，每年准许一定数额的万国书院学生参与科考。
二则，以礼部的名义，在每个属国设立孔子书院，招收当地汉学才子，每年给予一定来京科考的名额，由大唐承担期间的所有费用。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招收外国的那些有才之人，还可以通过唐学文化，最大限度的影响属国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