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幵又拿出一份文件，这是大金元帅府签发的，文件中说道：“今月初十日，右副元帅亲赴左副元帅麾下，共议京人告请复立赵氏事。至晚到本营，方有善利门下军员送到汴京军民、僧道、耆老、郭铎等，告乞复立赵氏事文状，并孙枢密等今月初七日、八日、十日三次状五道。缘为此事，已经共议差官入京，须得别行荐举外，善利门下人员以辄受文状，严加惩戒讫。窃虑京人犹以投状为辞，别致沮滞，今请在京官孙枢密等照会，速依吴承旨、莫学士等赉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沮滞。”
吴幵对孙傅说道：“宗翰已大怒，扬言明日二事不了，便举兵入城。”众人听了此话，大为震惊，“皆相与号泣”。
当天晚上，吴幵、莫俦与孙傅等百官侍从都没回家，都住在皇宫里。孙傅召集百官，连夜在皇城司紧急开会商议。可是，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相视久之，计无所出”。有四十余名大臣，请求致仕。
窗外天色渐亮，众人说道：“今日当勉强应命，不然一城生灵屠戮，于赵氏何益？既无善策，不若举在军前者一人。”
当时，城中已有传言，说金人已内定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定都金陵。为遮人耳目，金人强令城中官员、父老、僧道签状推举，如若不从，便纵兵屠城。
百官们肯定都听说过这些传言，但谁都不愿做第一个提名者。恰好这时，尚书左司员外郎宋齐愈刚从金营回来，有人问他：“金人到底想让谁做皇帝？”宋齐愈没回答，而是从桌子上取来一片纸，在上面写了张邦昌三个字，并“以示四座”。
大臣们相顾失色，无不惊骇。只有王时雍积极响应道：“张邦昌旧任宰相，姑举之以塞命，想二帅意必有所属。”
孙傅见大家都不反对，于是就这样确定下来。孙傅当即给金军元帅府起草第六封信，信中说道：“文武百寮、军民、僧道、耆老、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准元帅府牒，须得共荐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状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图箓，下有勋德在民，或权强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霸有天下，方为人所乐推。
今来本国臣寮如孙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浅，率皆驽下，迷误赵氏，以至亡国。人皆怀怨，方且俯伏，谨候诛夷。若或付之土地，俾为藩屏，必为百姓忿疾，旋致变乱，上负选择之意。然今奉元帅之令，备到诏旨严切，举国惶恐。非敢违拒，实以在内官寮委无其人，伏望元帅台慈体念，乞于军前选命张邦昌以治国事。如军前别有道隆德懋，为天命之所归者，乞赐选择，本国臣民，敢不推戴者。
右谨具申元帅府，伏候台旨。天会五年二月十一日。”
二月十一日早晨，孙傅将这封信交给吴幵与莫俦，吴、莫二人携信出城而去。这封信与前面几封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孙傅与张叔夜都没在上面签字署名。
吴幵、莫俦将推戴信交给金军元帅府后，本以为可以交差了。可是，午饭时忽然又接到金人命令，令他俩携带宋徽宗与宋钦宗手诏，马上入城，让孙傅按手诏要求，立即安排皇太子出城。
吴幵、莫俦见金人要求甚急，遂赶紧进城，找到孙傅，向他施加压力，“督胁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