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第427章，之前这章准备安排在425，忘记改了】
正德二年二月初。
山东巡抚刘健入京，他是第一个向皇帝述职的封疆大吏。
作为前任首揆，皇帝一直对他有些特别。
而且，现在内阁的两位阁员还与他关系甚密。
刘健依然有这种略显特殊的地位，实际上也反映出现在的内阁仍然在皇帝心中具有一定地位。
而述职的主要内容，要包含土地、人口、夏税、秋粮。
前文已述，明朝的税收分夏税和秋粮，其中秋粮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基本能达到八九成。且解送京师的时间都差不多是来年2月。所以当初皇帝选择将大朝会定在三月。
就是空出一个月的时间回顾过去一年的成绩与问题。
大朝会之后，还会有人事变动。
因为变动的人不会少，吏部多多少少会有些动作，这种动作掩盖不住，消息也不胫而走，再加上去年的前例在前，所以自然让许多官员非常在意。
自然的，正德二年的述职，便不是简单的述职。而是要在皇帝面前分出个高下。
朱厚照则十年如一日的以实务为先，如同去年一样，他不会强行要求各省上缴的税赋有所增长。因为这种政绩观一旦树立，固然会让国库充盈，但地方官必定不择手段的征缴粮食，到时候，可就不一定是好政策了。
述职的这个过程，其实听还是次要，主要是皇帝会穿插大量的提问，一旦回答不上……因而这就要求每个封疆大吏都要对自己治下的情况很熟悉。
对于山东来说，
刘健主要禀报去年所领的三十万河工银究竟花在了什么地方，修通了多少水渠，沟通了多少水系，粮食收成如何。
朱厚照看了，山东省有耕地约724万顷，税赋上缴280万石，与去年略有增加。
明代，山东也是税赋大省，基本上也就落后于富饶的南直隶，它与浙江、陕西、河南都是可以每年上缴200万石以上税赋的大省。
“……山东的情形尚算稳定，与往年并无不同。不过山东于弘治十一年、十二年均有过大旱，臣计划，未免不测，要在正德二年于各县重新完善预备仓之制。”
预备仓也就是储粮，这里最容易有窝桉。
朱厚照听得懂他的意思，“知府以下的官员，朕允你当场决断之权，知府及知府以上，你可一并处置，只需上疏告知朕一个理由即可。”
“臣，谢过皇上。陛下，臣仍有不情之请。”
“说。”
“正德元年，陛下拨银三十万作为修河工款，臣在济南府、兖州府、青州府发动百姓疏通河道、加固河堤，但山东境内河流众多，三十万银两真的用起来却是捉襟见肘，臣只得分轻重缓急，先通堵塞之河、先贯干旱之地。
臣知道，这笔款子今年按理轮不到山东，但山东的许多水利修在了半道上，若是此时不做，则前功尽弃。且，臣听闻国库充实，不知陛下能否再拨银三十万两？”
朱厚照先前已经派了谢丕去看了。
刘健这个人呢，办事还算用心，不是那种虐民、欺民之官。
而钱，若能真的用在民生之上，朱厚照本身是没有意见的。
“按理说，朕不该开了这个口，不然只给你不给其他人，该说朕偏私了。不过怜悯天下百姓的不止你一人，朕也是一样的。这银子，朕答应了。”
刘健大喜，“皇上宽仁厚德，臣替山东百姓谢过皇上！”
朱厚照没再多说什么，不过刘健一句‘臣听闻国库充实’，让他有些在意。
只是后来一想，他毕竟是过去的刘阁老，想打听一些情况还是容易的。
与此同时，山东以外的各地的主要官员也都已经启程。
杭州。
梅可甲迎上了北上的浙闽总督王鏊。
其实梅可甲的身份让很多人都难以把握，要说出身，他只是一介商人，即便有官身，但在大明的政治氛围中，不是科举出身的官身，那还是次一些。可要说地位，他手握梅记，整个江南地区，想做出海生意的人没有一个不卖他面子的。
因为只有他，才有船。
再加上两位贵人都是他的女儿。
现如今，梅记俨然成了皇商，而他梅可甲也似有了重臣之尊一般。
这样，王鏊才来杭州见他。
不过王鏊脾气执拗，从来都不是攀附权贵的人，
他来此处不是卖这个国丈的面子，他是为了海贸盈余一事而来。
弘治十八年底，皇帝力排众议坚决开海，一整年的时间，浙江、福建沿海的百姓大半和海贸扯上了关系，即便不出海，也有可能将手里的商品卖与出海的商人。
其中梅记实力最强，今年6月、9月分别派遣了三十艘四百料大船集中出海，可以说是声势浩大，蔚为壮观。
而为了装满这些船，梅记的‘下游供货商’几乎遍及整个浙江，宁波市舶司最大的一处商铺就是梅记经营的。
相比较而言，福建和泉州市舶司也有一些大的商贾，但规模显然小于宁波。
王鏊给皇帝放到东南这地方来，就是要稳住开海的局势，所以于宁波举足轻重的梅记他如何能不来呢？
不要说梅记的银子和他没关系，梅记毕竟在他管的地界上做生意，述职之时，提到要起解多少银两入京，也是核心问题之一。
此外，
市舶司设立之后，朝廷陆续完善了税赋、查验、审批等机制。
所以今年朝廷在东南的银子，主要是三块。
第一，便是浙、闽两省原本的田赋。
这方面浙江多些，夏税秋粮加起来要将近二百八十万石，福建少些，大约在九十万石。
这一点他这个福建总督都是有数的，今年浙江和福建无遍及全省的大灾，而且两省官员，除了他还有王琼、毛纪、丰熙、章黎、王守仁……
在这么多人合力下，浙江的田赋也算是有所增加，去年为二百五十万石，今年足足增加三十万。
这很不容易。
大概也有浙江的贪官、宗族杀得更多的因素。
福建则动静不大，其往年也能上交85万石。
不过福建从来都是兵家不争之地，大明岁入两千八百万石，天天折腾这田赋不到一百万的地方也不容易有显着的成效。
第二，就是各地市舶司的所收的关税。
按照浙闽总督衙门给皇帝所上的奏疏，开海初期为了鼓励商人出海，三地市舶司的抽税比例都低，朝廷中有人建议十抽二，那就是20%。
这个比例朱厚照没有同意，他还是赞同总督衙门的意见，以低税而养海贸，所以最终定税二十五抽一。
而且一开始，朝廷就否定了‘税出多头’的政策，即对船、对人、对货各自收税，这样名目繁多实在不利于管理。
所以统一起来，三地市舶司只针对出海的货物征收实物税。
今年是第一年，即便民间热情高涨，三地市舶司所出去的货物，也不过七百多万两，商人盈利很多，但朝廷关税收入只有20多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