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库前这两个插姐妹坐在一起，随便聊起来了。
有两个月未见，上海和库前各有很多事情可以“嘎山糊”（侃大山）。我还拿出一些上海带来的小零食招待她们。
米咪性格直率，一说话就会滔滔不绝，很快成为我们的谈话中心。
但是，从她的话里透露出；对这里落后贫穷的环境，她怨意很多。她说自己有肾病，自从来了库前后，没有出过什么工，准备这次春节回上海，就搞病退。要是有谁敢对她说三道四，那么她，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并且，她的嘴非常厉害，可以骂两个小时不带停，还可以一句都不会重复。
我实在太惊讶，对她直瞪瞪地看着，哑口无言……不但是因为我对骂人话一句也没有学会过，还因为我自小在一尘不染的环境里长大；我们的环境也包括了语言上的雅洁。
她的这个自我标榜，还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原来竟有人把骂人当成沾沾自喜的优势？！当然，我还是记得，我的“巴毛女”朋友也曾劝过我，用这种“造反派”的“武器”来武装自己。但现在真咋一听，有人对这个不上台面的“武器”，如此推崇，也着实是大吃一惊的。
聪明的她发现我有点不感兴趣，便马上换了一个话题。她说自己来这里之前参加过上海某区工人文化宫的歌唱组。
马上，我的兴趣又吊起来了，请她唱一个。
她立即起身，调了一下气息，放声高唱：“草儿哟青青，绿水长，风吹哟草地，见牛羊”哇，那个声音在屋子里旋转，气流强大，四处震荡，耳朵里都灌满了她好听的声音。说真的，我一下子对她产生了好感，她的歌声真有魅力，把刚才的“骂”冲走了。
我建议她在这里的知青大会上唱一曲，一定一鸣惊人。
她也不遮不掩，“这里没有人能比得上我，说实话”，她对着姚洪说，“也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们两人的美貌。”
姚洪抿嘴一笑，“别瞎说，你顶特（上海话，意为最顶级的）了，我可没有。”
“你也‘顶特’了！”她们两个互夸起来。
我变成了一个听众，听着她们“顶特”的自我称赞。
我自小就听妈妈说我不知道像谁，妈妈很美，爸爸也英俊，两个弟弟，一个像爸，一个像妈，就是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我一听就哭，虽然那时没有什么审美感，但是知道了自己不漂亮，因此心很虚，怕人提及，有点掩耳盗铃的心态。在这两个“顶特”面前，我马上一句话也不想搭，只想躲避了。
米咪发现我又在走神，马上话锋再转，机灵的她说起了我的爱好：“你喜欢读书？这么多书，读得完吗？”
我一听提起书的话题，精神一振，变得活跃起来，不过我的话匣子才打开，没说两句，心里的“一江春水”就被她堵住了。
她说，“我们正在青春期，犹如百花盛开，多么的艳丽妩媚！像你这样把美好的时光，尽消耗在煤油灯下，是不是有点自我毁灭？”
我望着她俩，的确一个艳丽一个抚媚，难道美丽就可以不读书？那么青春的意义何在！我觉得自己与她们的人生感悟完全不同。
米咪骄傲地说：她们确实是仰山两枝花，招蜂引蝶，许多男生被他们吸引过来，库前已经成为了整个公社男生的聚焦点。
只是，她们自己觉得心里无限惆怅和感慨：人的青春易逝，好比正盛开的花朵，哪怕眼下青翠欲滴、芬芳美丽，哪里经得起风霜相侵。可世事就是作弄人，她们再怎样的“美艳动人”，如今落到了这个穷乡僻壤，不也很快就会被葬送了……
是呀，在内心深处，我也有一部分认同的，年轻人都渴望自己在青翠茂盛的时候，长在风景独秀的地方，充分发挥好自己的特长，那才有了青春的含义，这一生当然不会白活。而如今竟然要身在异乡，经受风吹雨打，还有寒雪严霜的覆盖，或许就是那样，没有出头之日地枯萎在山沟里，荒原上，……
可能，这便是当时所有的知识青年悲观的感慨，不论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有什么不同的理想，我们都在被这些苦恼淹没……有的人敢说出来，有的人只是埋在心里……
于是，那天夜里，我一直在十九岁的有限思想圈子里，煞有介事地思考起人生的意义来。俗话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的确要赶快抓住青春时节，寻找自己的出路。
只是，米咪姚洪的愿望是想依靠天生的外表，即老天赋予她们的资源，向往很省力地获得幸福美满。而我没有这个天生的的资本，我的生命里必须要有奋斗和追求。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学也”，与其流眼泪，不如作奋斗。是呀，我一直固执地认定：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追求目标，没有发愤图强，何为人也……
我想起了不久前，将宛章的话写给了小翠时，她与我一起不断地读着“……在失望中求希望”……
第二天，我一踏进教室，与孩子们一起努力教和学时，我心里的那一点点“翠绿小枝芽”又抖擞起来，早就忘了那些什么“冰霜雨雪”的闲愁，与孩子们一起快乐地学习。
已是四年级的石承生告诉我说，现在是九月，秋天植物都结果了，山上“猴楂俚”（野山楂）一大片呢。
我说，“好，周日我们四五年级同学们一起去山上摘山楂”。我对那高高的云雀山，早就有攀登的冀望，便问大家，“我们可不可以爬上山顶？”
一教室的孩子们都兴奋不已，争先恐后地说：“可以！老师你敢爬上去，我们也敢上。”
“要得，我们一起去登山，回来大家写一篇作文！”我也一样兴高采烈，童心又回来了。
那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通知，知青要集中开会。
我们在仰山大沅大队插队的上海知青，第一批是30个，第二批是8个。大队计划在周六，也就是明天，举行一次忆苦思甜活动，目的是帮助知青们稳定思想，树立插队山村一辈子的志向，要求我也参加。
于是，我安排好调课，准备明天去参加知青的活动。
我怕同学们会忘记，就再次重申我们的约定：周日一早集合，登山活动不变。
大队部的房型与我们库前队部的一个样，中间是个很大的礼堂，一头是舞台，两边都有耳房；另一头是二层楼，下面小卖部，上面队部办公室。
我赶到大沅大队时，正好我们三十多个上海知青，还有十多个南昌知青，在大门口已经排好队，准备进礼堂了。
上午的会议，先是大队宗书记讲话，然后贫下中农代表讲话，再就是几个知青代表讲话。
特别吸引我们的是，大沅生产队的女知青王京，她的装扮很特殊，裤管和袖子都卷得高高的，一双赤脚，好像刚从水稻田里出来，径直走上舞台。她用一口流利的当地话，谈笑风生地讲述，她是如何与老俵们打成一片的，还表达了她插队一辈子的信念。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叹，对她的口才也佩服不已。
上午的会议很快结束了，接着是午餐时候。按照大队的会议程序，要我们吃忆苦饭。
在上海出发前，我们的学校也让我们吃过“忆苦饭”，是苦菜皮加米糠做的，嚼不烂，咽不下。现在，虽然大家都有点担心，怕这里的忆苦饭会不会更难吃？可我们还是带来了碗筷。
在叮叮当当的响声里，只见两个老俵，吃力地抬出一大桶热乎乎的粥，粥里有红豆与番薯，大礼堂里飘起了诱人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