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十五元宵节，那天一早，沙窝老俵就挑下来两副铺板。他们到学校来找我，说是特地来给我的。我一看，那杉木铺板绝对好，一副三寸厚，二尺宽，一副一寸厚，三尺宽，都是整板，上面平整光滑，没有什么结疤，就是在山窝里也罕见。
我激动地不断感谢他们，而且，他们还只收了我十元一副。我口袋里正好有年终分红，毫不犹豫，二十元整数拿出来就给了他们。
我尝试着想将它们搬上楼，有点费力。周围好几个人在看着，眼光里全是羡慕。我高兴地对他们说，“这是山里的稀罕物，如果运到上海，那还不把人都给妒忌死了。”
那个彭嫂过来，看我搬不动，就热心地说：“放在你先前住的屋子里，不更好。”我想也没想，就高兴地说好，一口气将四块铺板挪进了那间小房间。门扣还在，搭上锁住，我松了一口气。
我高兴地回自己的房里，马上提笔写信，准备将这么开心的事告诉父母。
我还算了一下余钱，剩下的钱够买一斤煤油，两节电池，怎么样也可以撑到下个月支钱的时候。于是，就又忙着去小卖部。
小卖部的门还没有打开，我拍了拍门板，嘀咕道：“怎么今天这么晚还没有开门？”
“换人啦！”我回头一看，又是“钢铁饭桶”老陈，“我知道她有本事吧，那个新娘子当小卖部的营业员了。”
“哦？”我听了，虽颇觉意外，却并不在意。可我急着想买好东西，要去东溪小学，“那她怎么还不开门？”
老陈阴阳怪气地说，“我也等了好久了。耐心等吧！”
这时候，却见宗书记急冲冲地进来，看见我就说：“汪老师，你们的演出得到公社的奖励，一台收音机。我已经发给余校长了。”
“太好了，”我高兴极了，“谢谢宗书记。”
一等宗书记上楼，老陈就说，“你没有报名考大学？就要了这么一个小礼物？”他的眼神里对我的小儿见识，非常的不以为然。
经他一提醒，我还真想起来了，就赶快上楼，追着宗书记去说报名上学的事。
楼上是库前队部，也有一间宗书记个人的房间。我上楼看到了那个新娘子在抹队部的桌子。宗书记对她说，“你下去小卖部，好几个人在等着买东西呢。”她一扭身就下楼去了，习惯性地对我回头白了一眼。
我对宗书记说了我的愿望，宗书记沉思片刻，说：“库前小学非常需要你，在这里教书也有前途，干嘛一定要去读大学呢。”
我就赶快搬出我的理由，我知识肤浅，只知道123，我特别想知道45678……
他笑了，“好吧，我也将你报上去。”
我开心地飞身下楼，小卖部已经排起队来。老陈提着他的酱油、煤油瓶瓶罐罐在等着我，我对他说，“我也报名了。”他默默点点头就走了，并没有什么赞同的表示。
我好不容易排到了，那个新娘子也不客气，好像我欠了她什么似的，我买东西时就看了她几回白眼了。
管她呢，我心里开心得很，两副铺板，还有大学梦……
我到了东溪，小彭老师已经在公路口等我了。她兴冲冲地领我从田埂小路走，一会儿就到了东溪小学。
他们的完小比我们库前要好多了，一整座大院都是学校的，所以每个年级有分开的教室。天井一过，是一个可以排练的空地。小朋友们自己在那儿唱着跳着。
小彭老师要我帮助她们纠正一些动作。因我们已经一起演出过好几次了，孩子们也对我很熟悉，再则我心情愉快，也就不客气，这儿提个建议，那儿重新调整，排练得很起劲。
很快，下午三点了，从办公室走出二个男老师，他们过来问我们：“两位‘舞蹈家’要不要一起吃饭？”
这把我着实吓了一跳，原来办公室里有人？刚才我还有点自我膨胀的表现，让我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几分局促，看看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彭老师马上介绍，那个矮一点的是小范老师，南昌人，瘦瘦高高的是上海人，林老师。
我立马清醒过来，与他们打招呼。他们热情地说，一起吃饭吧，很高兴认识你。你已是墙里吹喇叭，名声早已在外了。
我最近听好话听惯了，很顺耳，也高兴地与他们谈笑起来。
我们四个人一起下厨，点火刷锅，炒了一碗萝卜和辣椒炒肉，还有一大碗海带肉丝汤，煮了一锅饭。有能干的小彭老师，和小范老师，我们两个上海人就只需要管着炉火。
我们一边烧饭菜，一边相互了解起来。南昌人小范老师比我小一岁，六八届初中生，已经在东溪小学当了三年老师，基本没有下过田，上过山。他非常风趣，说他自己不知道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是来教育贫下中农的孩子的。他教的是三年级与四年级的数学。
林老师是上海重点中学六七届高中生，刚调他来学校，上六年级与初一学生的数学。
他在我们中间，可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一会儿谈到了爱因斯坦，一会儿又聊《资本论》。还时不时地议论苏俄小说，《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
我只会《灰姑娘》与《白雪公主》，张不了口，默默地听着。不过，说起了高尔基，我才有了机会插几句嘴，因为我的书箱里有他的散文与短篇小说集，《童年》、还有《我的大学》。
我还是第一次吃着与朋友们一起折腾出来的一桌饭菜，觉得特别可口。更觉得可心的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不觉已经晚上七点了。
夜色墨黑，那天连星光都惨淡，我不敢一个人走山路，冬天的晚上，有豺狼出没。他们建议干脆一起去宿舍，打一夜的牌，让我明天一早回去。
他们的宿舍就在学校旁边，也是一座很大的院落。中间天井的两边都是房间。还是双层的，一边空关着，没有人住；这一边是小范老师住在底层，林老师住在楼上。我们就在小范老师的房间里摆下了阵势。
我们打的是双牌八十分。用摸牌来定朋友，我与林老师一组。小范老师大笑，好吧，老天爷要我们江西人大战上海人。他们两个男老师势匀力敌，我与小彭老师要拼一拼。
林老师见我有点弱，常不知道出什么牌，一着急就说起了英语“CanyouunderstandmeifIspeakEnglish？”（如果我说英语，你听得懂吗？）
我马上回应，“yes，yes，”于是，他就用英语指导我怎么出牌，当然第一轮我们上海队大获全胜。
小范老师说，这是作弊，应该禁声。于是，我们就只好互相看来看去，他眉目传信，我接得很快；我眼角嘴唇微微一动，他就心领神会。第二轮又是我们得胜。
小范老师无奈了，“你们心有灵犀呀！”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建议再换个玩法，轮换朋友。于是，只要我与小彭老师一组，很快就输，可我与小范老师一组时，任凭他怎么挤眉弄眼，我总是出错。一遇到林老师，我就转危为安。一个通宵的游戏，我们居然毫无困意，四个人还成了好朋友。
然而，第二天我回到库前，就遇到了让我胸闷难受的事情。
虽然石队长知道我去了东溪小彭老师那儿，而我一夜未归，他担心得厉害，还是数落了我好几句。
吃好十点钟的饭，我回到学校。只见我那间小屋子，门窗敞开，铺板不见了！
我大惊失色，脑子一时空白，但又热血飞涨，急急地问走到我身边的彭嫂，这是怎么回事？她好像很平静，一句就回过来，“我哪知道！”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铺板还有人会偷。我连忙去队部，要求报警。
队部周主任在，他又是一脸堆笑。听了我的陈述，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就与我一起来到了学校，说是去看看现场。现场已经有好几个人在了，彭嫂的男人也出来了。
他与周主任目光相接，我觉得他们也与我们打牌一样，你来我往，眉眼里有话，可我不会解读。
彭嫂对他们说，晚上是听到声音，但是他们没有起来看，结果是有人偷了铺板。
我对着她恨恨地盯了一眼，她这种谎撒得多蹩脚！学校只要放学了，她就马上会关门。这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听之任之。还有贼会从高高的天井上飞进来吗？就算盗贼会飞，那几块铺板哪是容易被带走的？我就是认为，铺板一定还在这个祠堂里，希望周主任派人搜查一下。
这个周主任依然一脸的笑，对我不急不慢地说：“看来这是个无头案。”
“那我去公社报警。”我急得团团转，
他却更不急了，“公社的警察？他们最终还是需要我来办案。”
“那怎么办？”我看着他那个讨厌的笑，这时让我觉得，里面掺和的都是狡猾，
“不急，我会替你查的。”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一下子傻了，就如一盆冷水泼下来，把我所有的兴奋都泼灭了。我木木地走回房间，将桌子上还没有寄出的信一把撕了，倒头躺在床上。
虽然我前一个晚上没睡，可现在还是睡不着。一肚子的委屈。一年才发了二十几元钱，还没有捂热，这么快就消失了。那铺板可是沙窝老俵的心意，那么优质的木材，不会再有了。我越想越难过，整个肚肠犹如搅纱似的，折腾来折腾去……
我突然想起了上海的发小，恩兰的爸爸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个人一直喜欢一种昂贵的呢帽。他拼命赚钱存钱一年多，才买到了。
他带着帽子去旅行，人人都说他戴着帽子特别帅，他别提多高兴了。
谁知，就在他抬头看外面时，火车加速了，迎面一阵大风，掀掉了他的帽子，只见帽子转了一圈就不见了，火车以更快速度飞驰而去……他只呆了一会，很快就又与人有说有笑的了。
他的朋友很惊奇，这么贵的东西，刚买来第一天戴，就飞走了，为什么他还会如此轻松地说说笑笑？他说：没有必要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去伤心，我已经享受过了，那就足够了。
我第一次听这故事时就很感动，认为我也可以做得到。现在，我能做到吗？
当然，我做不到！
因为我很不甘心，明明我看懂了彭嫂他们是第一嫌疑人，这么明白透彻，竟然周主任还护着他们。如果我的铺板，的确在我面前被风吹走了，我也就不再去想它。可这明明就是被偷走的，周主任居然还装傻充愣。这时候，我才体会到了，是有那么个“复杂”关系，在欺负我这个“简单”的笨蛋呢。
我怎么办？“警察”与小偷在一个战壕里。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那么无助，还万般无奈。胡思乱想让我的头又开始发晕，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先打个盹，再去问问石队长吧。
我终于支撑不住，倒在床上迷糊起来。
吃晚饭时，我告诉了石队长，他不断地抽着旱烟管，却不知道该怎样为我解决问题。我想，那里面一定是有个难解的东西，让他也很为难吧？
我的肚子里，开始做二种情况的考虑了：如果放弃会怎样？如果死硬追下去会怎样？
石队长几次动了动嘴唇，但是都没有说出话来。最后，他脸上还是挂着平常那个淡淡的笑，对我说，“小汪，你随我来。”
我有点懵懂地跟着他走。
他的房间里原来还有一间屋子，我可从来就不知道。他推门让我进去，里面有好几副铺板，还有一个新打的橱柜，屋子的一角放着几口缸，里面是谷子。这是他家的所有家底呢。
石队长指着铺板说，“你喜欢吗？挑两副吧。”
我呆住了，原来他想用这个方法来抚平我的伤口。
一股暖流冲进了我这二天来一直冰冷的心，刹那间，我眼里涌出了委屈的泪水，哽咽着说，“不，我不要，这是你的。”
他又憨厚地笑了，“我的铺板一般般，……”
“不是的”我赶快打断他的话，“我无所谓的，只是我没有想到，我努力工作，真心待人，竟还是会有人来算计我……”
还记得那个彭嫂，就在她生养她的第八个孩子时，我毫不犹豫地送给她半罐子麦乳精，可她……
“傻孩子呀，”石队长仁慈而又意味深长地说，“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们不去惹它，我们还是做好自己。”
我轻轻地“嗯”了一声。
石队长用他宽广的胸怀，慈父般的的爱护，让我一下子把心里的块垒放下了。我觉得自己又捡回了原来的自己，还是那个傻傻的我。
那天，我怎样也没有要石队长的铺板，他也没有勉强。（可是，好几年后，我已经去高安师范了，再来山里采购做家具的木材时，石队长还是送了我两副铺板。石队长呀石队长，他一句漂亮的话也不会说，可他对我的父爱，却真的是很厚重的呀！）
我已经把铺板当成了“呢帽”，只不过不是风吹跑了，而是被一个不明的“漩涡”吸走了。不管怎么样，我郁闷的心情又开始慢慢地晴朗起来。
在我耳边来唠叨的人好几拨，面对他们的同情也好，嘲笑也罢我第一天是装作若无其事地笑笑，第二天是含蓄豁达地笑笑，第三天，我已经又回到了平常心，好像早已忘了这回事一样，与孩子们一起排练节目时，又可以开怀大笑了。
我与小彭老师依然紧密合作，三天两头在一起排练。于是，也与林老师，小范老师接触多起来。
想不到，那天我们是一起接到通知，去参加公社布置的高考第一关，口头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