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划出了道，田忠和韩振两人对视了一眼，仿佛便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思。他们两个都以为这是一个机会，敌将张珪统领的必然是侍卫亲军的精锐，打掉其对以后的作战极为有利。但如何在限定的时间内将这五万人聚歼却并不容易。
张珪是蒙元名将张弘范之子，自幼长于军中，亦是张氏家族后一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若是行动早了，两部已经扫清了山东和河南残敌，其必不会贸然深入钻进这个陷阱；而若行动晚了，他领兵进入大名凭坚城据守，则会给攻城造成困难，甚至打成持久战。
所以最好是待张珪部进入陷阱后，两军能迅速封闭开口，并对大名府城完成合围，将其歼灭于城外，然后再集两部的力量携胜利之威攻克大名城。
这个设想很好，但是田忠二人都知道两部分散在三地作战，要想能够同时完成攻克三座城池，然后再迅速对增援之敌完成合围，并予以聚歼，而后再攻取大名城。这不仅需要两部的密切配合，还需要周密的计划，及能够连续作战的考验。
如此部署他们两位主官将承担着极大的责任，一旦失误放跑了敌人，或是导致打成持久战，不但累及声名，影响到北伐，自己也会遭到军法惩处。而遵循陛下的部署，能打则打，不能打则将其逼退，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和纵敌的责任。
但两人为了下一阶段战役的顺利展开，还是决定在大名聚歼来援之地。当日田忠和韩振没有折返驻地，而是经过通宵达旦的商议，共同起草一份攻取大名府的作战计划，并在次日呈给皇帝，请求得到允许。
赵昺看后没有多言，说自己只要结果，具体仗如何打，他不干涉。缺什么东西，可以尽管提，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官给官。他如此等于将指挥权完全下放，而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相信他们的判断，也是为以后的大战积累和总结经验，毕竟他们都是头一次组织这么大的战役，而后边还有更为艰难的战斗等着他们……
送走了二人，但赵昺脑袋更疼了，他们给各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难题。
随着西线战场的胜利，开封和洛阳被收复，也就意味着赵氏巩义祖陵已经重归大宋。田忠在收复两地后便已经派兵驻守看护，可皇陵的现状实在不乐观。
赵昺知道在大宋开国之后，于乾德元年赵匡胤命司天监赵修己、内客省使王仁赡等改卜安陵于西京巩县之邓封乡，将埋葬在东京东南的父母的遗骨迁葬到巩县西南，并开始营建宋陵，自此前后经营达百余年。
在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国土沦丧，大宋皇陵也是历经浩劫。首先金在中原扶植的“大齐”皇帝刘豫对宋陵进行大规模盗掘，所有陵墓无一幸免，陵上建筑被破坏殆尽，陵内珍宝被洗劫一空。
南宋建立后，有人曾在临安市场上出卖一只水晶制作的柱子，为皇室购得，宋高宗见到注子不禁流泪，说此是先帝哲庙陵寝上物。绍兴年间，岳飞部北伐收复宋陵，曾对宋陵进行修茸。但不久，岳军南撤，宋陵又沦入金军之手。
随后占据中原的女真人将宋陵建筑彻底毁坏，珍宝被盗掘一空。秘书少监郑刚中出使途中绕道至宋陵巡看，在笔记中记述：各陵上的建筑物已“颠毁大半”，有的则已被兵火焚尽，只剩下“林木枯丘”。
十余年后，南宋太常寺少卿方庭硕，出使金朝时到宋陵察看，发现各陵均被掘开，宋哲宗的尸骨露掷在永泰陵外，就脱下袍服，将哲宗尸骨包裹起来，重新置放陵中。
入元后宋陵再次遭劫，陵区已经“尽犁为墟”。为了彻底熄灭宋人心中的念想，元朝僧人杨琏真迦以极端的方式毁坏了南宋皇帝的陵寝，北宋的皇家陵园也被一把大火烧尽，北宋皇陵的地面建筑荡然无存。再后来，赵昺前世就知道宋朝皇陵被毁严重，早就成了荒冢丘土，以致现代盗墓贼都懒得去光顾，考古学家也认为失去了考古价值不愿理会。
大家都知道自家祖坟被人刨了，那可是不共戴天之仇，自高宗赵构皇帝以下皆被视为奇耻大辱，但他们能做的也只能是泪流不止，徒叹奈何。而南渡之后，也只曾借宋金和议及使臣出使之计拜祭，历代皇帝都未能亲往巩义皇陵祭拜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