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掌政后一直希望建立其依法治国的制度，对此‘法外开恩’的道具自然做了番研究。其实所谓的“免死金牌”，是在宋朝开国初太祖皇帝赵匡胤为安抚地方军阀用的招数而已，其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常制，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也随之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
可见即便领了丹书铁劵的人也并非就能都能逃得一死，且是赵匡胤的个人行为，其后再为出现赐丹书铁券的好事发生。而据赵昺所知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想想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由此可见宋人的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集犯罪证据、主持司法检验等，但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他们不可以参与推勘，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
案子进入州府的庭审程序之后，先由一名法官审查事实，叫做“推勘”。这位推勘官将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推勘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