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强盗集团大头目忽必烈下的这盘大棋，全世界只有六个人知道。
除了商议这盘大棋的三个人外，大头目忽必烈找来族里的三个老人，他们都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是他们会把大头目的话编成歌来唱。
用鞑靼话唱的歌声低沉而悠长，还带有一种草原上特有的淡淡的伤感------
三架四轮/大马车，三个护卫小队，他们驶向了三个阴谋。
“当我们抢无可抢的时候，我们会抢自己的兄弟的！”
这是草原上特有的生存法则，没有人可以指责。
流求岛上的人哪里知道他们的《流求周报》会带来这么多的后续问题，他们当初只想引海外经商的**，只想把海外贸易的目的性明确一点。
他们确实引了一个**，民间出海经商的商人急剧增多，这些商人都是流求岛工业产品的搬运工-----形势喜人！
张国安岛主拍着胸脯保证说，再来几倍滨州城那样多的劳动力，他照样能消化了！
总之吧，大宋的传统产品，流求的新鲜物件，两种货物交相生辉，各有好处！
但是，几个月后，大好局面被大宋政府的官商行为破坏了------不知道是哪个多嘴的家伙，把流求岛换回了一支五百名全面武装的骑兵的事情说了出去。
如此便宜的事性，焉能不去学着做？
这次官商的主体者是内府库的内官，他们自然不能动用国库的物资来充当资本。
大宋政府南渡之后，土地和人口都不如先前，这是用屁股都可以得出的结论。但是现在大宋的税收却远远过以前了------先前，大宋平均年财政收入在六千万贯上下，而南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以上，在土地减少了三分之一的情况下，税收增加了三分之二，大宋五年前的财政收入的最高数字一亿二千万，而现在则达到了一亿五千万！
“地少税多”的结论同样可以在大宋和其他朝代的比较中得出。
对于这，可以解释是大宋的商品经济高度展，商税大大增加，工商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第一税源，也可以把这归结为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
但是就此认为大宋就此走向资本主义，这个就“图样图森破”了。
先，用财政收入来论证经济展在逻辑上就站不住，因为唐以后朝代都实行两税制，两税制的一个要义就是“量出以制入”，财政收入的规模按照前几年平均支出水平拟定。
换言之就是政府府要用多少钱，就要向民间征收多少。
所以说高额的财政收入并不能说明经济的展，只能说明这一届政府花钱特别厉害而已。
比如，在那面的世界，有一个大国，国家收入特高，那只能说明什么------你懂的！
其实大宋从真宗起财政支出规模就不断扩张，此后一两百年里大宋政府一直处在财政危机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财政危机的结果是聚敛为一切之法，收入的扩张也是自然结果。
你想吧，当时被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大量转入城市成为工商业者，而是成为了地主的佃农，即所谓“客户”，他们并非农业的“剩余劳动者”，而依然是农村的重要生产者，兼并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
大宋千分之二三的人占据着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全国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他的土地上耕种和接受高额盘剥，这是大宋农村的真实景象。
想让大量的佃农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张国安岛主当然费尽了心思。
一个办法就是推行高产良种，原因不用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