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于院长本来并不打算过来的，他最近一直在处理学校的事情，加上又经常开会，哪有这闲工夫。
不过，思索再三之后，最终，他还是抽出了点时间，来到了这里。
作为中文专业的重要领导，于院长自然特别关注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
这次，文学创作交流协会与校内期刊的创办，他可是在校领导面前夸下了海口，必须得搞出一点成绩来。
所以，在李翰明二人的盛情邀请之下，他满怀期待的过来了。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贺云这个“甩手掌柜”居然也在，而且还在与众人交流创作心得。
“大家这般看着我干嘛？接着聊，接着说呀！你们不用管我，就当我不存在好了。”于院长对着众人微微一笑，随意找了个位置便坐了下来。
尽管于院长如此说了，可众人却还是觉得十分拘束。
好在这个时候，贺云开口提问道：“大家觉得什么题材最好创作呢？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
“当然是诗歌啦！诗歌字数少，而且可以不拘泥于形式，只要能够找到一丝灵感，完全可以一气呵成。”
“我也觉得是诗歌，尤其是北岛与顾城的诗歌，我最喜欢了。”
“我不觉得诗歌最好创作，我认为散文才是最好写的。”
“诗歌和散文都不好写，其实小说才是最好写的文学体裁。”
大家的回答几乎是五花八门，但贺云总结了一下，发现大多数人都觉得小说才是最好写的。
除此之外，散文与诗歌也有不少人投了赞成票。
至于其他文学体裁，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及。
对于这样的结果，贺云自然是有些失望的。
他之所以会向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是存了“私心”，但现在，他只能暗暗叹息了一声，刚准备开口继续往下说，却不料就在此刻，于院长突然插话道。
“刚刚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这里倒是有一个不同于大家的想法，在我看来，文学体裁没有所谓的好写不好写，只要大家肯花时间与心思，不管是什么文学体裁，都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即使是剧本，也一样。”
于院长此话一出，贺云顿时眼前一亮。
“剧本？对呀！剧本！我曾经尝试写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却唯独没有写过剧本与诗歌，不如接下来我就试着创作一个剧本？”
对于剧本的创作，贺云自然是有过系统学习的，因而，创作一个剧本自然不在话下。
何况，在当下，剧本可不算冷门的文学体裁，不少主流的杂志，都曾经刊载过各种各样的剧本。
尤其是类似《人民文学》这种国家级别的杂志，剧本的刊发频率是很高的，仅次于小说、诗歌、散文这几类文学体裁。
而且，如今的剧本创作，可不像后世的剧本，用四个字来形容，可谓是“精益求精”，随便一个剧本，拿到剧组去，便可直接进行拍摄了。
而有了这个念头后，对于接下来的交流，贺云自然也就没有了心思。
这不，他与大家聊了一会后，便找了个机会脱身，回了宿舍。
十多分钟后，桌前，贺云刚坐下，就立刻找来了纸笔，暗暗思索了起来。
首先，当然是确定创作剧本的类型，或者说是题材，这点倒是不难，因为在当下，社会话题是剧本创作中最常用的题材。
比如改革话题、家庭生活话题、讽刺批判话题，这些都是当下剧本的首选。
不过，贺云思来想去，却并不打算采用这些常见的剧本题材，而是选择了古代题材。
当然，古代题材也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实际上，古代题材又可分为历史演义、古装武侠、古装悬疑探案、古装神话等等。
“历史演义太过普通，武侠有点不太适合《当代》文学这类杂志，至于神话的话有点太过空洞了，而悬疑探案似乎可行。”
其实所谓的悬疑探案题材，在西方被称之为侦探推理题材，在华夏古代则被称之为公案题材，最出名的当然得属《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这三大公案了。
而其中所衍生出的电影、电视剧、小说，几乎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
尤其是前两者，《狄公案》与《包公案》，最为出名。
《狄公案》就不用说了，与《施公案》一样，都成书于清末时期，加上后来随着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狄仁杰这位武周时期的宰相也因此而声名远播，享誉世界。
而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在大陆，最出名的自然得属1986年与1996年拍摄的《狄仁杰探案传奇》了。
当然，90后或许对此并不怎么熟悉，但若是说到《神探狄仁杰》系列，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甚至是00后，都能想起那一首激动人心的主题曲，以及那开了挂的“李元芳”与胖胖的“狄大人”。
贺云自然也一样。
至于《包公案》与《三侠五义》，这两大公案题材，虽然一个成书于明代，一个成书于清代，但所涉及到的人物，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影视作品，更是在香江、台岛以及大陆，都有不少经典的作品。
尤其是《包青天》与《少年包青天》这两大影视剧系列，前者，出自台岛，却享誉大陆、香江与台岛三地。
而后者，也在大陆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回忆。
由此可见，悬疑探案题材，或者说古代的公案题材，在华人心目中，是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
说得更直白点，就是受众面很广，完全不必担心没有读者。
当然，这只是贺云选择这个题材的其中一个原因，事实上，他之所以选择这类题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探案题材所涉及到的“法与情”这个富有争议的核心主题。
毕竟在华人心目中，“法”往往是伴随着“人情世故”的，这点，与西方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方，“法”就是“法”，而在华人心中，“法大于情”与“情溶于法”，这都是存在的。
而在当下，在这个风云变色，波澜壮阔，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法”与“情”，早已成为了一个十分有争议的社会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