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北巡的多，南巡的少，主要原因是帝国之患在北而不在南，因此并不需要皇帝巡视以收震慑之效。
但也有例外，永乐帝夺得政权之后，为收江南人心，数次南巡。
武宗年少登基，仰慕江南风物，为了南巡廷杖数十大臣，搞出个“南巡之争”。
嘉靖皇帝为父母合葬事，也南巡了一次，但差点被大火烧死。
隆庆皇帝在位期间短，俺答和议之后虏患缓解，皇帝可以出京——但其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巡视，因此也没有人提建议。
朱翊钧通过一次北巡，在政治军事上双管齐下，解决了蒙古问题，使得自己具备了巡游天下的条件。
但其时变法事繁，总要坐镇京师支撑张居正，因此也没有将南巡提上日程。
如今的大明虽然仍在南征北讨，各项大工程也多，但皇帝南巡的钱还是拿的出来。
当然，朱翊钧手中攥着最大的工商联合体，也不用朝廷出钱。
如今的大明朝廷，对朱翊钧这个皇帝近乎没有约束力：通过新军和重立枢密院，他牢牢握住了军权；通过银章直奏和国安局，他控制着治政权；而通过工商联合体，皇帝的财权也不受朝廷制约了。
尽管裁撤了东厂、改组了锦衣卫，但以政事堂为代表的外朝很清楚，皇帝对于国家的掌控力度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即便高祖和成祖，在花钱的自由度方面，较之当今也只能瞠乎其后。
因此，皇帝说要去南京，梁梦龙没有什么可置喙的。
唯一顾虑的，仅是地方官在迎驾方面大搞花头，或搞摊派或加杂派，扰乱地方有损圣德。
但梁梦龙又很清楚，今上除了对治国理政有浓厚兴趣之外，对享乐之属并不在意——登基十六年，除了对西苑进行了整饬之外，皇帝并没有为了耳目之欲修任何一个园子。
应该说，该着大明中兴——这样的皇帝，除了不听大臣摆布之外，没什么其他毛病了。
万历四年漕运改海，朝廷继续保留运河衙门协调各地维护运河畅通，并改钞关税为地方税，允许沿河各省收过河钱。
因船运加上钞关之费后仍远低于陆路，因此没有了漕运功能的运河繁荣依旧。
运河所在地的地方官无保漕之责，而有关税之惠，立成天下第一等的肥缺。
申时行杖毙宋九，“出卖”了沈一贯，在风雨飘摇中坚决不辞职，最终仍保住了副相之位。
万历十五年年底，清正伯爵海瑞在京师去世，帝甚惜之，以侯爵之礼赐葬。
政事堂请旨谥其“忠介”，皇帝以“世人以耿介视之，朕视其‘镜鉴也’”，因此改其谥为“忠正”。
如今皇帝静极思动，做总理大臣的只能配合了。
君臣两个商量了一番行程，梁梦龙就告退了。
乔礼维作为揭帖案的首犯，被判大辟并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