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颂给出的东进理由，赵昺未置可否，只是在讨论结束后，升任秘书郎，民事案主事，大家有些愕然。秘书监按照职能分为值宿、军事、民事和经籍、机要案，由监正和少监为正贰，下有各案主事，又有秘书、著作、知杂、阁架等郎官作为办事人员。现下其由一个知杂兼管一案，可见皇帝对其的信任和赏识。
赵昺却没有想的那么多，他其实也在为出兵的方向苦恼。他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清楚蒙元是自己的大敌，只有将其灭亡才能消除这个致命的危机。而这也并非是他的命运，可以说跟游牧人对峙，是大陆的农耕民族的宿命。
从大里说，赵昺知道这是国与国之间对利益的争夺，而这利益包括土地、人口、资源等等。而这种争夺可以说伴随了社会发展的始终，即便进入现代，建立了高度的文明社会，但是这种争夺依然没有消失，而是有愈演愈烈之势，只是手段更为多样化，也更为隐蔽，但战争仍然是不二的选择。
不过在古代社会，赵昺想稍微对历史了解的人谁都清楚，若论实力，当然游牧人不如农耕民族。但是要讲打，就不一定了。游牧人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机动性奇高，加上食肉与食草的差别，体力和灵活性都比农耕人略胜一筹。只要有了合适的武器，论打仗，游牧人有天然的优势。
赵昺记的前世有一位军事家曾说过：凡是生活用具和战争用具一致的民族，在战争中就有优势。而这个结论，就是从游牧人哪儿得来的。
所以，农耕人对付游牧人，基本上只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被动地防御，才能勉强获得对峙的平衡。在先秦，农耕人武器上的优势比较明显，一旦这个优势减弱，就只好修长城了。长城之外，还有各种城墙，寨墙，用以抵御机动灵活的游牧人入侵。
赵昺也清楚汉朝之所以被历史上称为‘强汉’，并为后世所推崇，并不是说它有多么富强，而是它将匈奴远逐，解决了长期困扰农耕民族的的边患问题，但汉朝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也可以说为其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西汉年间，匈奴人和汉人的对峙，汉人在武器上还多少有点优势，但在马匹的方面，却要差不少。基本上只能靠修长城，建边塞据点，加强边郡的兵力，再配合一点外交手段，防御匈奴。好在，即使匈奴最强盛的冒顿单于时代，他们也没有大规模入侵中原，取汉而代之的野心。
匈奴的入侵，多半发生在草原有灾害之际，他们不得不靠抢掠农耕地区来维持生计。但是，农耕人机动性差，若要主动出击，规模小了会被人吃掉，规模大了，动一次，声势浩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光后勤供应，就耗费巨大，十万骑兵行动，后面运粮草的马匹，绝对要超过十万。
即使有不惜代价的决心，可这样的行动，能不能抓住敌人，还真不好说。因此主动出击，打击西域匈奴的帮手，化敌为友，缩小匈奴的活动范围，是可行的策略，满世界追击匈奴主力，实际上是下下策。而武帝决心彻底击败匈奴，使卫青、霍去病绝大漠，封狼居胥的壮举，却让汉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