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关给陈阿生第一个见面礼就是碗沿上镶着两道蓝线的白色瓷碗，比自家用的酱色海碗要好看的多。
这瓷碗是给每一个出海的人放粥用的，尽管拿着这空碗好像变成了乞丐一般，但插进筷子仍然不倒的白粥已经给这些年轻人以足够的希望——朝廷将负担他们在路上的饭食。
码头上的伙食比在家里吃的要差些，没有干粮，菜叶子咸菜汤也见不到油水。但每天三碗稠粥已经足以让他们健康的活着，并给予他们强烈的暗示，皇帝和官府都没有抛弃他们。
这种被人关注着的感觉很好。中国的老百姓们能够忍受一切苦难，只要用恰当的方式告诉他没有被上位者抛弃。反之，如果你彻底的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时候，中国人对神权、王权的敬畏感也将随之消失，他们的暴动将摧枯拉朽。
陈阿生排队领到粥之后，又跑到码头上一字排开的大锅那里喝了两碗咸菜汤。八月的广州是酷热的，刮民财。朱翊钧命令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声称每发行一两银票，持有者都可以在银行换出等重量的白银。
这当然不可能——仅火耗钱就能把朝廷的财政掏空。但宝钞给大明群众的心理阴影太大了，开始的时候只能这么宣传，并控制银票发行量接受群众检验，直到大家养成使用纸币的习惯后才能超发。
朱翊钧学过金融，知道发行准备金六倍以内的纸币就算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此时的大明，别说六倍，就算超发一倍，一旦出现大规模挤兑，老百姓民变算是轻的，搞不好直接扯旗造反了。
经过长时间思考，朱翊钧决定下旨，向天下商民道歉并回收民间宝钞——这将是朱翊钧登基以来，第一份罪己诏。
罪己诏在封建王朝政治生活中算是一件极其重大的政治表态，将轻松化解朝廷面临的货币发行的难题。朝臣因此对朱翊钧的人品高山仰止——认为他作出了极大的牺牲。
其实，顶尖的政治家心里很清楚，皇帝这份罪己诏其实是对太祖、成祖和仁宗滥发宝钞的一次政治清算。
舆论也普遍认为，宝钞的事儿与朱翊钧无关，他其实是为太祖、成祖和仁宗背了黑锅，但后世子孙给祖宗擦屁股，也算是孝行和讲究人。
王国光曾经反对皇帝下罪己诏回收宝钞，他认为宣宗早已废除了宝钞流通，朝廷不必背负两百年前的政治负担。再说，百年来朝廷除了给王爷们发禄米和赏赐，早就不再使用这玩意——现在的宝钞就是废纸。
王国光当然是对的，但朱翊钧认为，要想妥善处理新币发行问题，罪己诏有其必要。另外，回收宝钞将有利于新币的推广——朝廷要想尽快打开银票的局面，就必须在“宝钞”的问题上给天下万民一个说法，至少要消除人民群众对纸币的阴影。
事实证明，这回收宝钞绝对算是一记妙手，而且朝廷仅付出了很小的经济代价。因为朝廷回收宝钞按斤算钱，每斤宝钞不管其中金额大小，价值一枚万历银元，就算外面有成吨的宝钞，每吨也不过两三千枚万历银元罢了——比废纸回收价贵些，也算挽回了朝廷的一点颜面。